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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疫中漫谈 【猫眼看人】

字号+作者:redadmin 来源:娱乐 2020年02月26日

疫中漫谈 文/俗士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席卷全国,瞬间打乱了了人们原本的生活节奏,一边忙着生计一边置办年货的人们脸上的笑容戛然变成恐慌,一个预期中热闹、欢笑的新年在人...



疫中漫谈



文/俗士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席卷全国,瞬间打乱了了人们原本的生活节奏,一边忙着生计一边置办年货的人们脸上的笑容戛然变成恐慌,一个预期中热闹、欢笑的新年在人们焦虑之中过成了冷冷清清。我想,冷清的新年可以让人们暂时告别喧嚣和忙碌以及劳心劳力很无奈的人情往来,静下来想想并仔细审视一下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也算是一种不幸中的幸事吧!





一、



这次防控疫情的普遍做法是要求每个人出门都要戴口罩和对居民小区实行封闭管理——进出小区要登记,测体温,还有限制每户两天允许一人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等——显然居民居民的出行自由被限制了,因此有人有怨言,甚至多地发生了不遵守规定的居民与小区防控疫情人员间的冲突;还有人,包括一些外国学者和政治家,认为这样做是侵犯人权,等等。问题是:不这样可能会导致病毒扩散,不利于疫情防控,要是因此导致疫情扩散造成无法估量的灾难该怎么办?



于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秩序)之间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是应该让渡一部分自由以成就公共利益,还是捍卫个人自由而不顾公共利益呢?法国思想巨搫、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让·雅克·卢梭强调公益而轻视个人自由不仅被认为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还让他成为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眼中的自由主义的敌人,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则认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总之卢梭思想是危险的,似乎个人自由不容侵犯的思想成为共识。



但是面对中国这场大疫,答案真的无可争辩吗?其实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是忽视了自由的边界问题——自由并非随心所欲,它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个人的自由不能干涉他人的自由。也就是说,个人行为要避免干涉或伤害到其他人。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自由就与责任联系到一起了。看来,培根所说“自由意味着责任”道出了自由的深层次内涵。我想,如果把责任抽掉,自由就与自私别无二致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维护公共秩序的责任,具体到这次疫情就是要遵守出门戴口罩,遵守出入小区登记、量体温等规章。



一百多年前,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道出了权力易腐这一特点。这一洞见不仅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同样被这次疫情所证明:在防控疫情的工作中有很多办事人员超越权限对违规者进行处罚,如将没戴口罩的人绑在墙(柱子)上,把没戴口罩的人绑在村口示众,对在家打麻将的一家三口进行打砸,对一家四口打扑克进行训诫,甚至有社区把权力之手伸进夫妻生活这个最私密的私人领域,规定包括夫妻在内的居民要分床睡……这些都说明权力一有机会就会僭越,同时也体现了“拿鸡毛当令箭”“得志便猖狂”的传统,另外由于防疫人员佩戴红袖章让红袖章成为一个标志令人谈之色变,很容易联想到文革时期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抢的那种恐怖气氛。



权力易腐的另一个例子是湖北鄂州警方和发改局私分捐赠物资的事。对于这件事想谈点题外的话,前些年在网上左派和右派关于文革时期有没有腐败的问题有过一场大辩论。左派说文革时期中国不存在大面积官员腐败,不像现在几乎是官就贪,而且动辄上千万、上亿,而右派虽然反对却也拿不出有力证据反驳。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环境不同造成的认识差距。还有时代不同腐败形式不同引起的认识差距。拿这次湖北警方和发改局私分捐赠物资来说,金额可能不是特别大,但在物资严重匮乏的时候问题就非常大,正因此这次私分捐赠物资的事才引发了普遍愤怒,而文革时期的腐败就是以特权(各个级别的官员都有不同的待遇)多占紧张的生活物资,可能只是每月多几斤细粮、几两油、几斤肉、几尺布,不过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些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却意义非凡。特权腐败还有一点也要注意,即有特权的人觉得理所应当,不会有犯罪感,老百姓则除了羡慕不会产生憎恨的感觉,所以不能简单用贪腐金额大小衡量两个时代腐败程度。



除了上面想到的几类权力腐败的事,还有一类表面高大上实际可能并不光彩的事,比如,“对于2020年参加中考的一线医务人员子女,湖北规定,有关市州可在其录取总分基础上增加10分后参加中考招生录取”就是一件这样的事。



为什么说这事可能是一种权力腐败的形式,需要警惕呢?因为一方面它打破了中考公平,是一种倒退。(为了公平国家已经取消了除少数民族高考加分之外的所有加分政策,各地也相应取消了中考加分。)另一方面造成了一线医护人员内部的不公平,因为能符合2020年有子女参加中考的人肯定只是少数,这样这项奖励政策就排除大多数一线医护人员(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那些在一线护士都是20岁出头的小姑娘。还有,20日殉职的医生彭银华和23日殉职的女医生夏思思都只有29岁,而他们是战斗在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主力军然而却被排除在这项奖励政策之外),这样的奖励就异化为针对个别人的利益输送——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说里面有腐败,但它一定是权力腐败的温床。随后多地效仿湖北这一做法纷纷出台了类似政策也让我更加怀疑这一政策的真实目的。我觉得,这种形式的腐败手法隐蔽不易发现,还可能受到广泛支持(很多网友就为这项政策叫好),其实这种不公平的奖励政策本身就是权力的腐败。



我想对一线医护人员应该奖励,但奖励应该直接针对一线医护人员本身而不是其家人。奖励是一种激励和荣誉而不是可以随便转赠的礼物和人情,也不是福利,它只能颁发给有资格获得它的人。



二、



这场疫情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之一是口罩严重短缺,一方面要求大家出行都要戴口罩,另一方面大家买不到口罩。口罩短缺情况严重到连医院到不能保证供应,甚至出现了以口罩谋私的事情,比如先有湖北红会分配口罩严重不公的事件,后有云南大理截留征用重庆口罩事件都说明口罩供需紧张的程度。



口罩紧张状况还触及了两个话题,一个是中国的粮食供应会不会出现像当前口罩一样的紧缺,另一个是如果依靠市场自我调节能不能解决口罩紧缺的问题。



其实两个问题有很大的相同之处,都涉及市场作用和效率问题。在2008年,茅于轼就公开反对国家为保障粮食安全提出的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其理由粮食危机是个伪问题,市场可以解决粮食短缺,即粮食不够吃可以从国际市场买。我想2018年的中兴事件就让他的理论破产了,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市场并非万能,钱也并非万能。



另一个是,面对这次疫情及口罩紧缺仍有人认为应该交由市场解决,政府干预会适得其反(有一篇题为《一罩难求,羞辱的市场经济》的文章就是这种观点),经济学家薛兆丰甚至说:“我们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在他看来:“因为如果你阻止别人发国难财,阻止别人用高价出售矿泉水的话,那这些人就不会出现了。它的结果很简单,就是水的供给会更少。所以阻止一些人发国难财的直接后果,是让那些遭受灾害的人的处境变得更糟。”



经济学家的逻辑其实不复杂,无非就是:某种商品涨价然后就会有商人看到商机,于是他们就会投资生产这种商品,接下来商品紧缺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套说辞乍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经不起推敲:



首先,从紧缺到供需平衡的周期是多长呢?经济学家能给出一个时间范围吗,估计他们想都没想过吧!凭一句市场自我调节最终回达到供需平衡只能忽悠那些无知者和他们自己。如果问题的解决周期太长,甚至超过人的生命周期,那么这样的理论就毫无意义,正如凯恩斯所说“长远看,我们都死了。”



其次,某种商品涨价也可能只是一时之需过一段时间需求恢复正常了,价格也随之回落,就像现在的口罩,——可以确定的是,疫情过后口罩需求量会急剧大幅度下滑,直接跌倒谷底,即疫情爆发以前的水平,——那些盲目投资增加的口罩生产设备和原辅材料都将成为包袱,甚至血本无归。当然商人没有经济学家那么蠢,商人逐利但也懂得避险,知道一锤子买卖和安身立命之间孰轻孰重;



再次,如果因口罩供应不上导致疫情发展得非常严重造成无数人死亡之后口罩生产才能满足需求,那代价就太大了。并且,疫情趋于严重对包括口罩在内的所有产品的生存生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就像现在就面临防疫和复工的两难境地,只不过复工的意愿强且对疫情有点乐观了,复工好像成了必然的选择。估计经济学家从不考虑这些问题。他们脑袋里只相信时间到了问题自然就解决了,相信看不见的手有魔力解决一切,却不明白市场是动态的,并非理想的,也许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代价。



我想,可能是以前计划经济的失败和改革开放的成功,让经济学家们有了一个错觉,认为市场能解决一切,市场在他们心中就是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成了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看不到市场以外的各种因素,为了给市场辩护,他们发明各种各样的歪理邪说和离奇逻辑,就像“粮食不够吃可以买”、“应该赞美发国难财的人”之类的,可以说离开了市场他们就不会思考了。所以,他们不仅失去的思考的能力,更丧失了良心。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副院长田轩在《那些为“发国难财”辩护的“经济学家”们,是时候该醒醒了》一文中所说:“重大社会危机面前,人的行为不是只受经济学规律支配的。如果这个世界只有经济学,那危难时刻不记报酬、无惧生死、挺身而出的医护人员就无法用经济学逻辑解释了。”的确,这些医护人员在经济学家眼中可能就是笨蛋、傻瓜,可他们却是大众心目中的英雄。



我批评经济学家并非反对市场经济,只是觉得这些二把刀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的经念歪了,并且我也认为市场经济自身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如盲目性(把经济活动的结果托付给虚幻的“看不见的手”),去道德化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



今天早上看到一篇文章《吴敬琏: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吴敬琏说: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的经济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我觉得吴敬琏看到了危机,但漏掉了一个危机产生的原因,“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即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的市场经济正是权力寻租的肥沃土壤。无疑,加强法治建设不仅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另外,吴敬琏在文章中提到了贫富差距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一直认为贫富差距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基础,因此为了社会和谐就应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但是,经济学家们似乎总是说贫富差距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资本家们则拼命扩大贫富差距,以为钱越多自己就越安全,殊不知这样“打土豪,分田地”越正当,自己越有可能成为被打到的那一个。



三、



想到月初看到一个《大疫当前,论一个员工的自我修养》的帖子值得深思。帖子不长,内容也乏善可陈,帖主秋风中的野鹤可能不善写作而且写得有点情绪化,还有点煽情,其主要观点是“活下去”,老板最大的心愿是企业还活着;员工最大的心愿是自己还有班可上;因此,在当前非常时期,员工要为老板想想要与企业同舟共济,并且只有这样员工才有可能成为老板。其实他这套说辞并不新鲜,不过是“资本家养活工人”一说的翻版——在改革开放以前,资本家一直剥削者、吸血鬼的形象,到改革开放后,资本家的形象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成了工人的救星,没有资本家工人就会饿死,即所谓“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观点,茅于轼就这种论调竭力支持者,他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打到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之类的说法一度流传非常广泛,我曾经写过一篇《从〈打到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说起》的文章予以批驳,在此就不多说了。



我认为“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把双方的关系变成了供养关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并且供养关系就存在感恩回报问题,这属于道德层面的关系,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相悖。亚当·斯密认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饮食,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都是处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同样资本家开工厂不是对工人的恩惠,而是为了自己赚钱的目的,反过来工人到工厂工作也是出于赚钱的目的而不是报恩。也就是说,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是平等互利的而不是供养关系。就像这次疫情,无论企业主还是工人,大家都急着复工,因为长时间拖下去对谁都不利。那为什么会给人造成工人更怕被资本家辞退而资本家却不担心招不到工人呢?我理解这主要是双方力量悬殊的原因,工人一般都是单个面对企业,如果工人能统一行动那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资本家害怕工会的原因。其实这次疫情也侧面证明了,企业无法开工对资本家就如同灭顶之灾,疫情影响如此,没有工人工作也是如此,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只是被资本家及半吊子经济学家给忽悠得真假难辨了。



回到《大疫当前,论一个员工的自我修养》,我想知道凭什么要求员工在危难时与企业同舟共济,自己大把赚钱的时候想过与员工利益均沾吗?噢,日子好过了就搞996,就搞末位淘汰,遇到危机了就说:“同存亡,共患难”,还有天理没有!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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